理所当然，天下事物皆可入文章。
过去，我们限制与禁忌很多，只能写歌颂与服从的内容。而且，稍微不慎，还会吃大亏，把你列为另册，整得你头破血流。后来，风气大变，环境轻松与自由起来。从学生作文到名家大作，题材广泛起来。特别是现在，改革带来的变化之巨，除了经济方面就是文艺领域了，搞得有些人还不习惯。这些年方兴未艾的网络技术与普及，带来一个很有意义的现象，就是人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发表文章说你想说的任何话语，而不是非要向官方报刊广电出版社投稿经过艰难选择才可。所以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眼下这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气象使春天愈来愈和煦热闹了。
其实，历史上凡自信与繁荣因而也是真正强盛的时期，在文化上都是做到兼收并蓄的，禁忌愈多，甚至像满清统治者那样在人们的作品里披沙拣金，挑出可以致人死地家灭九族的“宝贝”，社会则愈风雨如晦。
言论自由是人权的一个基本要求。写文章就是这样，要百花齐放。不但要写好的，也要写坏的，甚而写使人厌恶或恶心的事物。比如跳蚤臭虫虱子之属，也值得写出来的。就是单从纯文学的方面看，不少也写得很有文采，耐人咀嚼，何况有的还深富寓意。
像著名的歌德的讽刺诗《跳蚤之歌》，是讽刺宠臣的。还有马雅科夫斯基的讽刺剧《臭虫》。都是典型的“托物言志”，里面臭虫跳蚤是人的借代。这一个是德国的，一个是俄国的，比较起来，写得深刻有趣富于文采的还是中国文学里写的虱子。
中国有个成语叫“扪虱而谈”，说谈话时不拘小节，从容不迫。晋朝大将军桓温率军讨伐前秦，前秦的王猛披着衣服去求见，一面手扪虱子，一面纵论天下，说得桓大将军无言可对，十分佩服。后来王猛当了前秦国王苻坚的谋士，成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有这个典故，所以鲁迅先生才说“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成为美谈。”
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在杂文里引述了王安石的一则故事，说的也是虱子：王安石上朝的时候，有个虱子从衣领里沿胡子向上不畏艰险地攀登，宋神宗看到就笑了。下了朝，王安石问翰林学士王禹玉，皇上为何发笑。回答说你身上虱子爬了出来。王安石忙叫旁人给去掉。王禹玉说千万不可去掉，因为它“屡游相须，曾经御览”，不仅不可杀，即使说“去”也不可，若用最严厉的词语只可说“放焉”，惹得众人大笑。这个故事引自《坚瓠集》。
诙谐的《坚瓠集》里关于虱的文字还有个是：“张磊塘善清言，一日赴徐文贞公席，食鲳鱼鳇鱼。庖人误不置醋。张云，仓皇失措。文贞腰扪一虱，以齿毙之，血溅齿上。张云，大率类此。文贞亦解颐。”读者看到此，亦解颐吧？不由赞叹：才思泉涌，竟如此敏捷！其中引的成语“仓皇失措”“大率类此”就是谐趣“鲳鳇失醋”和“大虱来齿”也。
所以，还是中文的表现力强和深。因为它是表意文字，一方面复杂（但在扫除文盲方面，肯定比不得拼音文字），另方面具有特殊的魅力。既然在全世界的角度分析，走不上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先进的文字形式了，那就保持我们的特色吧。
从上面可以看出，虱子咬的不仅是落后的平民。王安石身上出现虱子外爬的时候他正位居万人之上的宰相。据此分析，那皇帝佬身上也未可免。旅游欧洲时候，在富丽气派的萨尔斯堡，导游说到一种物件（好象是香水？），就是当年皇宫贵妇人灭虱子所用。那时，人人都不可抗拒的习俗形成的妇女云鬓高耸而浓密，像原始森林一样，是虱子得意的童话世界。
虱子应该是早就灭绝了吧，因为它生长在贫穷的环境里。城里的好多人也许就没见过虱子，可谁也没料到，文革的时候，随着祖国山河一片红，南来北往的城乡学生全国大串联，把那讨厌的虱子随着红宝书一同乘坐隆隆的革命的拥挤的火车传遍了各地。城市的学生回到家，都连忙洗浴和开水烫所有的衣物。那是个历史上将要忘却的虱子大传播事件。
现在似乎已经没有虱子了，没听说过，更没见过。年轻的人们对虱子的样子都没了具象。要描述的话，我说像芝麻，但有腿；宋徽宗说“形如琵琶”。二者结合，就是较真切的虱子的面目了。
感性上觉得世上没了虱子，理性上未必确信。因为不敢说那些穷乡僻壤真的没了。网上有篇妙文说，现在的贪官就是还活着的社会虱子。这还是“托物言志”。
我想说的是，世界上某一物种消绝了，例如恐龙，总是可惜的事。但这虱子，却未必。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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扪虱而谈